我的老师曾令良

    我的脑海里放映着一幕幕曾老师授课之风采，耳畔里响起一阵阵曾老师那回味无穷的嗓音。

    惊闻曾令良教授于2016年7月8日16时仙逝，万般悲痛，哀思过往，而记小文以追先生轶事，以抚内心、以平心灵。
    学问大家之养成绝非易事，必定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与艰辛：正如曾老师在课后与我们弟子闲谈如何考托福，如何通过面试，如何在美国学习国际法，他说，他能感受到如此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水准，要学必须学好、学扎实，空囊而去满腹而归。曾老师入大学之前在“文革”中教授中学语文，“文革”后武大英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六载，可谓教学经历、经验丰富之师，其普通话字正腔圆、英语发音地道纯正，亦是我们学生私下叹服之据，但他仍然被美式教育方式所吸引、所震撼、所感悟。
    1985年曾老师是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二年级的在职研究生，经过学校推荐、托福考试和美国法学教授的面试，成功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留学。随后他来到了美国第三大城市、中部大都市芝加哥，入学全美法学专业排名前十的密歇根大学，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留学大潮中一名幸运儿。密歇根大学在国内虽不如哈佛、耶鲁之盛名隆隆，但是那里大师汇聚、牛人辈出，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法（关贸法）方面John Jackson等业界执牛耳者云集。
    曾老师远渡重洋之前受韩德培先生、梁西先生等之重托，也带着中国国际法重新崛起之希望，更带着他自己为祖国民族软实力发展而奋斗之梦想。故曾老师投入到了忘我的学习中，选修了大量国际法课程，比美国本土学生课程量还多，据他回忆说美国学生才不读死书，学业完成后有大量的体育活动、频繁的社交活动以及社区公益活动，而他深知肩上之重任无暇学业之外，也似预兆着其身体透支之发肇。
    据他回忆：每次上课前，教授或教授助理会布置作业，少则几十页、多则上百页论文材料或案例材料，抑或是GATT谈判纪要材料，要让学生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慢慢琢磨国际法的精要。我们常问，这么多资料看得完吗？下次上课教授们怎么知道学生没有看呢？他笑笑说，教授会从材料中选择提问，还有教授与学生是问答式互动教学，你没有提问就说明你没有看相关材料或者没有看完或者没有精读，这门课就有可能不能及格；浅尝辄止也许能及格，但是有何意义呢？我们还问，如此多的Papers，真的都看得完吗？他说压力确实很大，不少美国本土学生没有看完也是常事。我们接着问，曾老师您呢？他很自信地说，我几乎不参加其他活动，基本都能坚持看完，甚至至关紧要处还会多读几遍。想想我自己得过且过、囫囵吞枣、似是而非的学业进程，感到自己是如此的不堪和如此的渺小卑微。
    他说一般上午上课，下午课不多，主要是自习和复习，但是时间仍然不够用，怎么办？他说只有晚上继续学习，常常会用大包装好大叠资料、工具书、参考书去图书馆，在图书馆门口自助取餐机上弄两个汉堡和一大杯可乐（当时国内还没有肯德基麦当劳，他说回国之后看到汉堡可乐就反胃），然后走进图书馆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小隔间，他说密大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独立的学习空间，图书馆也是24小时开放。我可以想象，在夜深人静的密大图书馆，凌晨的时候仍然灯火通明，年轻的曾老师在图书馆一角，认真地刷刷写着、画着、积淀着，堆积如山的资料书籍里端坐着一位将来中国世界贸易组织法之领路人。我们又问：那要学习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作业一定要看完啊，有时候碰到了作业中不明晰的问题，还得记卡片、做归纳，再查资料，不像现在有数据库方便多了。他指着我们说你们现在学习太幸福了。很多时候，看书看着看着就天亮了。
    法学界不少大家都是从教科书上初识，不断学习中相识，深入研究中熟识，而在工作、生活中结下深厚情谊，其中当然包括曾令良老师。最初认识曾老师当然不是面对面，而是在宁波江北法院门口的天平法律书店里，为了考研寻来两本国际法专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在其专著封面上第一次看到了“曾令良”三个字，从此与曾老师结下不解之缘，那一天至今清晰而不能忘却——2001年7月2日。
    我于2004年进入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学习，终于在一次学术讲座上远远看到了曾老师的身影（曾令良教授作为法学院院长主持讲座），因为要赶往其他课程没有驻足停留，只是清晰地听到曾老师洪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至今萦绕。
    记得2004年12月21日（冬至）的那天晚上，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大活人曾令良教授，却是在武大文理学部教一（当时一座十分破旧的小楼，据说现在修葺一新），自己有些兴奋是因为知道《国际法理论前沿》这门课当天由曾令良老师授课（这门课由三位国际法教授担纲，其他两位是余敏友恩师与杨泽伟老师）。因为我与亚东同学为了冬至吃上饺子而耽误了不少时间，从弘博学生公寓赶往武大文理学部上课几乎是一路小跑、背着挎包顶着风雪，冻雨与雪花打在眼镜片上模糊了视线，但那种热切、那种期待时至今日仍那么强烈，那么真实。
    我俩终于在上课前五分钟赶到了教一，在一楼进门靠左的小教室里第一次真切见到曾老师，印象至深：上课铃响起之时他走进教室，脱去厚重的羽绒服，仅穿着衬衣，额头上还留有微汗，炯炯之目扫视了一遍教室，然后用英文向大家问好，教室立刻安静下来。讲课开始后，我余光中瞥见同学们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讲解WTO多哈回合新动向，其后又着重论及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新发展，全程英文授课，其富有磁性的嗓音、抑扬顿挫的美式发音让在座的同学们沉浸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之中。
    忽然感觉一节课很快结束，为什么呢？十二年过去了，回想着当时那一个个奇妙的英文单词，展示着雄伟的WTO逻辑体系，激荡着一个年少之人的国际法启蒙。抑或是忽然发现我的英文不再那么烂了，我的英语听力能力进阶了。课后我与亚东同学走在静静地校园小道上彼此无声，第一次没有交谈地回到寝室，而我的脑海里放映着一幕幕曾老师授课之风采，耳畔里响起一阵阵曾老师那回味无穷的嗓音。（原载《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9。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2007级国际公法博士）
（我的武大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