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宝塔山上眺望延安城，似乎先辈们并未远去，他们的灵魂依旧守望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座革命熔炉，创办9年多培训军政干部10多万，绝大多数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抗大纪念馆，一组“边走边学”的雕塑分外令人感动。几个行军中的年轻人相跟而行，后一个的眼睛紧盯在前一个的背包上——那里有一块小小的黑板。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那么专注，每个人的面庞都是那么坚毅，闪耀着理想和信念的光辉。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生动地反映出以抗大为代表的延安“窑洞大学”的教学情景。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自然灾害，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毛泽东这样描述抗大的办学条件，“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抗大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越抗越大”。进步青年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上充实乐观，聆听革命领导者的教诲、学习战斗的本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必胜信心。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个学员的背包后面挂一块木板、学习牌，打造出了一种“边走边学”的独特教学方式。
那些背着背包边走边学的年轻人，为什么能够那么乐观、那么坚定？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唯有信念的支撑才可能产生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今天年轻一代大学生来说，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但如果心中怀有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抱负，怀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信念，内心就会更加强大，人生就能够达到新的高度。
一路走来，可圈可点的片段数不胜数，可歌可泣的人事随处可见。无论是陕北民歌中的苦乐和爱憎，还是南泥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直至习近平总书记挥洒了七年青春的第二故乡梁家河，在一次次的现场体验中，理想信念变得如此具体、生动而现实。
在梁家河知青旧居，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从青年时期起，习近平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就特别深厚，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就特别坚定，而那种在艰苦环境中矢志学习、探索、思考的坚持，是一种特别宝贵的精神，无论任何时代也不会过时。
如今，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年月，我们是否一定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做出更大的成绩？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无论条件多么优越，经费何等优裕，我们仍然不应忘记艰苦奋斗的传统。艰苦奋斗不只是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或态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这样一种精神。
作为武大人，自然特别关注延安与武大的交集，特别想在延安找到武大的印迹。这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怀揣革命理想，千里迢迢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就有武大人的身影。伍修权、凯丰、李锐、杨作材、杨献珍、陈家康、朱九思……他们不仅是这一历史洪流中的一员，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伍修权经历了长征的磨砺，几次到延安工作，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长、作战部副部长。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做出了独特贡献，公开揭露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分裂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对国际国内战局的研究和准确判断，为中央和军委制定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其工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
凯丰（原名何克全）校友也经历了长征的千锤百炼，抵达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很受欢迎。由凯丰作词的抗大校歌，深沉、激越、催人奋进——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矗立在延安城北杨家岭沟口石门内的中央大礼堂，依山而立，庄严肃穆。观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作为武大人，不禁心有所动，感觉似曾相识。不错，礼堂的设计者正是1936年毕业于武大法律系的杨作材。也许因为杨作材的身上融入了武大血液，他的建筑设计也打上了武大印记。中央大礼堂曾召开中共七大、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历史上的重要会议，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也出自杨作材之手，七间高大宽敞、四角翘起的大瓦房可容纳近千人，1945年8月在这里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杨作材还是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枣园中央书记处礼堂等重要建筑的主要设计者。这些工程设计都是在窄小的斗室里，仅凭丁字尺、木质三角板等简单的绘图工具完成的。
沉睡千年的黄土高原上，带着珞珈山烙印的新型建筑令人耳目一新。更多武大校友则为党的理论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也正是武大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献珍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他在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机械系毕业的热血青年李锐在延安创办墙报《轻骑队》，轰动一时，后调入《解放日报》社，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不懈奋斗。陈家康校友曾到延安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中央白区代表会议，后又回延安参与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朱九思从武大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留校任政治主任教员，随后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做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从珞珈山到宝塔山，那批从江城奔向山城的武大人，代表了武汉大学的传统、武汉大学的精神。
可以说，我们之“回”延安，实际上是一种追寻，正像一首诗中所写：“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延安的天空异常清朗，让人觉得心灵也像经受了洗礼一样纯净。站在宝塔山上眺望延安城，似乎先辈们并未远去，他们的灵魂依旧守望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