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科生老师们
我是1993年从湖南考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专业的，我们本科班一共24人，此外还有一个约旦留学生，本科班的导师是研究分类法的张燕飞老师。第一门课是袁琳老师讲读者工作，没有教材。第一学期开的必修课记忆最深刻的是黄宗忠老师的“图书馆学导论”，他的湖南娄底口音很重，虽然我是湖南人，仍然听着很费劲，但是只要上课非常集中注意力，我基本能听懂。但其他人我就不确定了，同学中有一个广东人张凌，经常因为听不懂黄老师的话来问我，我也有点小得意。这门基础课开在第一学期非常好，为我们宏观了解这个学科以及图书馆是干什么的打下了基础，这门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黄老师要求我们去阅读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的书，然后讨论并写出自己对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建议。记得那个时候，国家经济还不富裕，所以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事业的经费有限，黄老师带领我们思考“有些公共图书馆办成了租书馆”这对不对。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当年真的还有点看不清楚呢，争论激烈。
在来武大之前，说实话，我对图书馆学专业一无所知，刚上学时依然带着一些不甘心的情绪，觉得图书馆学毕业后就是到图书馆工作，图书馆是一个轻闲、缺少刺激、工资也不高的地方。武大学习的这七年，我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而且逐渐培养起对专业的热爱。我也了解了这个学科的历史，了解韦棣华和学院的前身（文华图专）。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学科在全国位于数一数二的地位时，心中充满了自豪。
本科四年，有幸亲炙师教的还有：彭斐章、马费成、谢灼华 王秀兰夫妇、俞君立 黄葵夫妇、曹之、詹德优、邱均平、刘家真、王新才、陈传夫等诸位先生。去过家里请教的有谢灼华 王秀兰夫妇、俞君立 黄葵夫妇、曹之、詹德优先生家。谢灼华老师讲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是必修课，他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广东客家话也不是一般地难懂，这次轮到广东同学张凌得意了。王秀兰老师讲西文工具书讲得很好，还鼓励我们大学期间就翻译专业的书评。曹之老师教我们古代汉语、古籍编目，詹德优老师讲中文工具书等。地方文献课有实践内容，我们还在樱园山顶的老图书馆查过家谱与地方志。这些老师都很平易谦和，特别是当你表现得好学的时候，他们特别愿意帮助你。就是在这些可爱可敬可亲的先生们影响下，我逐渐爱上自己的专业，好好学习。在这个美好的校园中，在师长们与同学们的相互影响下，我在大学基本完成自己个性的塑造。
回过头看，大学除了学知识以外，更是性格的塑形地。在大学期间，性格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出了大学后，我们的性格基本就形成了，以后可塑性不会这么大了。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在上武大之前，很普通也不太自信，也不太会与人交往。在大学里，我最要感谢的是与我同居一室的室友们：黄岚、王传燕、张馨、林芳、王红梅（她是档案专业的，后来转到我们室的）。我们住在桂园二舍，每个屋六人。通过与她们朝夕相处，我学会多欣赏别人的长处，多想别人的好，乐意帮助别人。刚上学时，班上的同学都不熟，还经常有老乡来找，或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会认识新朋友，与陌生人在一起，刚开始总是冷场，为了打破这局面，我就要求自己多找一些话题来说，逐渐地，我就挺能说的了。这也帮助我能交到很多朋友，包括外专业的朋友。
后来有一些趣事，在上研究生期间，有一次，王秀兰老师生病住院了，谢灼华老师身体也不好，他们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家中只有一个八九十岁的母亲，所以我的导师王余光老师派研究生轮流去照顾，轮到我那一天，导师特别交代：“照顾病人，少说话，多干活。”然后我就去医院了，据王秀兰老师后来当笑话告诉我导师：你那个学生真有意思，一进门就说：“我导师说了，让我多干活，少说话。”从这以后，一直到下午离开，她的话就没有停过。
我肯定是话多收不住了。还好，秀兰老师说，她当时不累，在医院无聊，正好喜欢听我讲那些新鲜的事，具体讲什么我忘了，好像有讲电脑操作，当时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很新鲜的。2018年，在河南新乡的图书馆史学术会议上，再次见到谢灼华王秀兰二位老师，很开心很亲切，没想到这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得此事。话匣子这毛病绝对是武大期间练就的。乐观开朗喜欢交谈喜欢认识新朋友，这些都是本科时形成的性格。
本科期间我就喜欢去图书馆，大四时还在武大图书馆实习过，编目部给我印象最深，当时是一位女主任带我们，我们对新书给完分类号，她都检查并给我们总结，我们学得不错。虽然后来我没做过图书馆业务，但分类编目这些图书馆学核心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用，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对知识进行分类组织。
在阅读方面，本科时，文学书和鸡汤类读得多一些，记得读过《红楼梦》、鲁迅老舍冰心张爱玲的书、林语堂《瞬息京华》、巴金《家》《春》《秋》、钱钟书《围城》、当代作品《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外国的《堂吉诃德》《飘》《红与黑》《百年孤独》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等，还有很多非名著、鸡汤励志类的书或一般杂志，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回过头想，本科时的阅读还是有点乱读，应该更多地去阅读那些人文经典名著（特别是历史、哲学类）以及好的版本。我喜欢写，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有些与专业相关，有些不相关（当作练笔）。这一点点小小的进步，得到了老师们的鼓励，于是我更来劲了。
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以年级第三名的成绩保送研究生了，当年保送的名额挺少的，全院五个班，一共保送了五名学生。我们班保送了两名，还有一个是我的室友林芳。研究生期间我们住在枫园。
王余光老师给我们上课是在大学三年级，讲中国历史文献学，在阶梯教室，讲得相当精彩，既有丰富的知识又讲得有趣（套用后来有一个图书馆员听王老师讲座的评语，说这位老师不是在讲课，是在说书），听得过瘾，讲《尚书》《诗经》《史记》《汉书》，大约讲到“前四史”的最后一部《三国志》，还剩老多历史文献没有讲，这学期就结束了。受这门课影响，我也去找了《史记》《诗经》来读一读。
王老师的课是大学期间少数不用点名也能保证出勤率的，但是王老师给我们本科生的感觉并不亲切，反正是比较严肃，加上他学问大，我们都有仰之弥高的感觉，不敢在课间跟他交谈，担心露出自己的无知（后来才知道，这都是多余的担心）。后来我有机会保送研究生了，想拜他为师，但是我很没自信，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跟他说：“王老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想写您的（请您当导师）。”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所以，凡事都要勇敢啊）。然后就问我是哪人，我说是湖南人，他就眼睛一亮给我一个题目：“最近你们湖南长沙走马楼考古发现了竹简，你就把这些考古发现的简牍研究写一下吧。”于是，我的本科论文就写简牍形制了。（选自《文华书潮》第二十一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