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一)

    期次:第315期    作者:钟书林

明仇英绘《桃花源图》 资料图片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待续。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01月04日13版,作者系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