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陶振宇先生

    期次:第315期    作者:陶翠慧

父亲陶振宇先生生于1927年元月,于2000年2月2日去世。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并不能淡化我们对他的怀念。父亲生前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著名岩石力学专家,但是我写此文仅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去追忆他,寄托哀思。

 

父亲和母亲身份悬殊

父亲生长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叫太子庙的村子,爷爷是个地道的庄稼汉。父亲还在读高中时,爷爷奶奶就张罗着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象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半,是个文盲。父亲是个孝子,在16岁那年和母亲完了婚,当时他仍然在读高中。父亲后来考上湖南大学。在父亲上大学时母亲一直在老家务农,每年只有在父亲放寒暑假时他们才能相聚于老家。大姐和哥哥就出生在父亲在长沙读大学时期。

1950年全国院校调整,父亲又来到珞珈山在武汉大学土木系就读,于1952年1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华南工学院任教。1954年武汉大学土木系和别的大学部分系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来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简称水院),父亲又转到水院任教。母亲于1955年带着大姐和哥哥从湖南老家来水院和父亲团聚。母亲下火车后手辇着九岁的大姐,肩膀上挑着一担箩筐。一头箩筐里是行李,另一头是六岁的哥哥。

母亲来汉之后在家里当了几年家庭妇女,后来父亲送她上扫盲班学习,也能认识许多字,算简单的算术,记些简单的帐。在这几年里母亲先后生下了二姐和我。

母亲后来也参加了工作,在水院托儿所当所长,手下管几个阿姨。母亲的工作是临时工,曾经两次被精减回家,在家里母亲有一个外号叫老临时。第一次精减回家是在1962年国家困难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文革中父亲被批斗时。文革后学校根据水电部一个文件精神将母亲转为正式职工,但是母亲干到1978年就主动退休在家专职照顾父亲和刚刚出生的我的侄儿。

父亲读书,教书和做学问都是一把好手,但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父亲娶了母亲,应该说是享了福。母亲来汉之后家里生活全由母亲打理。父亲从来没有买过菜,做过饭,洗过碗。不知道他六十年代初去苏联进修两年日子是怎么过的。父亲因为有母亲的照顾,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学术造诣很深。尽管父亲在九十年代初因为眼睛患有白内障几乎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发表过十七本专著或者合著,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指导过三十多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父亲的这些成就也有母亲的一份功劳。

父亲于1989年曾经发生过第一次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过来。我于1990年携女儿离开祖国来加拿大和我先生团聚,在我出国之后父亲眼睛患有白内障,因为他同时患有糖尿病,一直没有动手术。父亲的白内障手术一直拖到1998年才做。这八年里,父亲的生活完全依赖母亲。母亲是父亲的厨师,是他的通讯员,是他的护士,还是他的散步牵手员。在那几年里,人们常常看到母亲牵着父亲的手在水院散步。1993年,在阿尔伯塔大学水力学实验室,有几位国内大学校长来参观,其中一位向我先生介绍了一个情况。一次在武汉有一个全国性岩土工程学术会议,会议把我父母都接去了。父亲参加会议是因为他在岩石力学界颇有建树,母亲去则是去给父亲当牵手员。

父亲和母亲白头偕老完全是因为父亲的身上有着传统的美德所致。父亲的美德不仅仅表现在他和母亲的婚姻方面,也表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及同学同事的关系上。父亲在参加工作后每月发的工资,首先要拿出不小的部分寄往湖南老家孝敬爷爷奶奶和供姑姑读书。在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每年还寄钱给我伯伯。陆仕强教授是父亲大学同学,比父亲小好几岁,我叫他陆叔叔。陆叔叔因为所有社会关系都在海外,在学校很受委屈。父亲是陆叔叔最好的朋友,而陆叔叔则把父亲当着大哥一样。父亲和他在学校任教的九个同班同学关系非常密切。值得称道的是这十位教授的配偶大多数是像我母亲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全都白头偕老。

 

父亲和他的研究生

父亲曾经指导过三十多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父亲指导研究生往往让他们自己选择课题,而不是给他们指定课题。父亲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深深地影响我当年的男朋友,即现在的先生,虽然他学的是水力学,和父亲的研究方向(岩石力学)风马牛不相及。高校里有一种说法,真正了解一个教授的是他的学生。经父亲指导的学长学弟学妹们对父亲的感情都非常深厚。一方面是他们敬佩父亲的渊博学识,另一方面是他们感念父亲给他们的指导和关怀。

莫海鸿师兄曾经告诉我先生,说父亲知识非常渊博,他由衷佩服。其实莫师兄并不知道,我家里有好几箱俄文书籍,是父亲当年留苏时带回来的。父亲通晓几门外语。

余启华师兄曾经得过好长时间胃病,他一日几餐饭都在我们家里吃,时间长达近半年之久。

唐方福师弟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武汉大学校刊上纪念父亲。

曾亚武师弟是父亲的关门弟子,他和父亲合作出版的著作,在父亲去世之后又再版。曾师弟把再版全部稿费交给了我母亲。

父亲的弟子有许多留学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有许多弟子回国时还专门绕路到武汉去父亲墓地祭拜父亲,到我们家来看望我母亲。

 

父亲和我

我出生于1958年,出生时父亲正在外地开会。父亲回校之后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翠会,我上小学后将其改为翠慧。

父亲于 1959年在北京进修俄语,1960年去苏联。父亲出国时我才两岁,还不记事。1962年的一天,我在丁君松教授家玩。我管丁老师叫丁伯伯,管他太太叫丁妈妈。这一天丁妈妈牵着我的手指着一个刚来的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爸爸。我有一些吃生,父亲有一点点激动,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对父亲的印象就从那天开始。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瘦高个,很精神,很帅。

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父亲专门请假和母亲一起抱着我到汉口同济医院去看医生。母亲说我的面子好大,因为父亲工作实在太忙(父亲除了教书外还担任系党总支书记)。

父亲不会干家务活,在我小的时候坑了我一次。那天我起床晚,母亲已经上班去了。父亲帮我梳小辫子,梳得很不好看,引来同学们嘲笑。

在家里我母亲是严母,父亲则是慈父,这和许多家庭刚好相反。有一次晚饭时母亲因为我调皮,拿了一双筷子向我当头打了下来,父亲连忙用左手护住我。母亲的筷子没有止住,把父亲的手表盖子砸坏了。

1976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正在水利工地干活,父亲突然坐吉普车来到工地看望我。我当时皮肤晒得很黑,手上有冻疮,衣服脏兮兮的,干很重的体力活。父亲见到我时非常心疼,但是他没有流露他的心情。多年后父亲对我先生回忆起那一次见面仍然感慨良多。

我和父亲最后见面是在1998年夏天,我带两个小孩回国探亲期间。那时父亲刚刚作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没有问题了。父亲在时隔八年之后又见到我和我女儿,并且还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我五岁的儿子,心情格外高兴。虽然语言不通(我儿子中文不好),但是父亲和我儿子很快成为好朋友。我发现在父亲的床头边挂着我们全家四口的合照,还有远在德国的二姐一家的合照。母亲后来告诉我先生,这是父亲的主意,老人家想每天起床就能见到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女儿及家人。我和小孩子们离开武汉那天,父亲送我到了楼下。当我们坐进小车的时候,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流下了泪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2000年元月27日晚,我们在加拿大家中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祝贺他老人家73岁生日(国内元月28日,农历腊月22)。小孩子们用英语在电话这头同声喊“爷爷,Happybirthday”。 我先生后来听我母亲讲,父亲那天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通话。五天之后父亲因为心脏病骤然去世。

那是在2000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父亲那天吃完早餐后到院收发室拿了一封挂号信后,在院行政大楼外和两个熟悉的教授聊了几句话便突然倒地身故。两天之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武昌殡仪馆礼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是他仍然活在中国岩土界学人的心中。他的论文,他的著作是岩石力学界的宝贵财富。他写的书有的已经再版,有许多一直是全国高校教材。他培养的几十名弟子现在正在国内外为岩土工程做出巨大贡献。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于2012年庆祝建院60周年,院里将父亲选为十位已经去世和仍然健在的著名教授之一。

父亲是我们的骄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的教侮,他作为我们的榜样,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作者系1982届农业水利工程系校友、原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