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仇英绘《桃花源图》 资料图片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二十九岁这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抱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待续。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01月04日13版，作者系文学院教授）

父亲陶振宇先生生于1927年元月，于2000年2月2日去世。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一年了，但是岁月的流逝并不能淡化我们对他的怀念。父亲生前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著名岩石力学专家，但是我写此文仅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去追忆他，寄托哀思。 父亲和母亲身份悬殊父亲生长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叫太子庙的村子，爷爷是个地道的庄稼汉。父亲还在读高中时，爷爷奶奶就张罗着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象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半，是个文盲。父亲是个孝子，在16岁那年和母亲完了婚，当时他仍然在读高中。父亲后来考上湖南大学。在父亲上大学时母亲一直在老家务农，每年只有在父亲放寒暑假时他们才能相聚于老家。大姐和哥哥就出生在父亲在长沙读大学时期。1950年全国院校调整，父亲又来到珞珈山在武汉大学土木系就读，于1952年1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华南工学院任教。1954年武汉大学土木系和别的大学部分系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来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简称水院），父亲又转到水院任教。母亲于1955年带着大姐和哥哥从湖南老家来水院和父亲团聚。母亲下火车后手辇着九岁的大姐，肩膀上挑着一担箩筐。一头箩筐里是行李，另一头是六岁的哥哥。母亲来汉之后在家里当了几年家庭妇女，后来父亲送她上扫盲班学习，也能认识许多字，算简单的算术，记些简单的帐。在这几年里母亲先后生下了二姐和我。母亲后来也参加了工作，在水院托儿所当所长，手下管几个阿姨。母亲的工作是临时工，曾经两次被精减回家，在家里母亲有一个外号叫老临时。第一次精减回家是在1962年国家困难的时候，第二次是在文革中父亲被批斗时。文革后学校根据水电部一个文件精神将母亲转为正式职工，但是母亲干到1978年就主动退休在家专职照顾父亲和刚刚出生的我的侄儿。父亲读书，教书和做学问都是一把好手，但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父亲娶了母亲，应该说是享了福。母亲来汉之后家里生活全由母亲打理。父亲从来没有买过菜，做过饭，洗过碗。不知道他六十年代初去苏联进修两年日子是怎么过的。父亲因为有母亲的照顾，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学术造诣很深。尽管父亲在九十年代初因为眼睛患有白内障几乎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发表过十七本专著或者合著，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指导过三十多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父亲的这些成就也有母亲的一份功劳。父亲于1989年曾经发生过第一次心肌梗塞。所幸被抢救过来。我于1990年携女儿离开祖国来加拿大和我先生团聚，在我出国之后父亲眼睛患有白内障，因为他同时患有糖尿病，一直没有动手术。父亲的白内障手术一直拖到1998年才做。这八年里，父亲的生活完全依赖母亲。母亲是父亲的厨师，是他的通讯员，是他的护士，还是他的散步牵手员。在那几年里，人们常常看到母亲牵着父亲的手在水院散步。1993年，在阿尔伯塔大学水力学实验室，有几位国内大学校长来参观，其中一位向我先生介绍了一个情况。一次在武汉有一个全国性岩土工程学术会议，会议把我父母都接去了。父亲参加会议是因为他在岩石力学界颇有建树，母亲去则是去给父亲当牵手员。父亲和母亲白头偕老完全是因为父亲的身上有着传统的美德所致。父亲的美德不仅仅表现在他和母亲的婚姻方面，也表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及同学同事的关系上。父亲在参加工作后每月发的工资，首先要拿出不小的部分寄往湖南老家孝敬爷爷奶奶和供姑姑读书。在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每年还寄钱给我伯伯。陆仕强教授是父亲大学同学，比父亲小好几岁，我叫他陆叔叔。陆叔叔因为所有社会关系都在海外，在学校很受委屈。父亲是陆叔叔最好的朋友，而陆叔叔则把父亲当着大哥一样。父亲和他在学校任教的九个同班同学关系非常密切。值得称道的是这十位教授的配偶大多数是像我母亲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全都白头偕老。 父亲和他的研究生父亲曾经指导过三十多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父亲指导研究生往往让他们自己选择课题，而不是给他们指定课题。父亲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深深地影响我当年的男朋友，即现在的先生，虽然他学的是水力学，和父亲的研究方向（岩石力学）风马牛不相及。高校里有一种说法，真正了解一个教授的是他的学生。经父亲指导的学长学弟学妹们对父亲的感情都非常深厚。一方面是他们敬佩父亲的渊博学识，另一方面是他们感念父亲给他们的指导和关怀。莫海鸿师兄曾经告诉我先生，说父亲知识非常渊博，他由衷佩服。其实莫师兄并不知道，我家里有好几箱俄文书籍，是父亲当年留苏时带回来的。父亲通晓几门外语。余启华师兄曾经得过好长时间胃病，他一日几餐饭都在我们家里吃，时间长达近半年之久。唐方福师弟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武汉大学校刊上纪念父亲。曾亚武师弟是父亲的关门弟子，他和父亲合作出版的著作，在父亲去世之后又再版。曾师弟把再版全部稿费交给了我母亲。父亲的弟子有许多留学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有许多弟子回国时还专门绕路到武汉去父亲墓地祭拜父亲，到我们家来看望我母亲。 父亲和我我出生于1958年，出生时父亲正在外地开会。父亲回校之后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翠会，我上小学后将其改为翠慧。父亲于 1959年在北京进修俄语，1960年去苏联。父亲出国时我才两岁，还不记事。1962年的一天，我在丁君松教授家玩。我管丁老师叫丁伯伯，管他太太叫丁妈妈。这一天丁妈妈牵着我的手指着一个刚来的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爸爸。我有一些吃生，父亲有一点点激动，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对父亲的印象就从那天开始。父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轻，瘦高个，很精神，很帅。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父亲专门请假和母亲一起抱着我到汉口同济医院去看医生。母亲说我的面子好大，因为父亲工作实在太忙（父亲除了教书外还担任系党总支书记）。父亲不会干家务活，在我小的时候坑了我一次。那天我起床晚，母亲已经上班去了。父亲帮我梳小辫子，梳得很不好看，引来同学们嘲笑。在家里我母亲是严母，父亲则是慈父，这和许多家庭刚好相反。有一次晚饭时母亲因为我调皮，拿了一双筷子向我当头打了下来，父亲连忙用左手护住我。母亲的筷子没有止住，把父亲的手表盖子砸坏了。1976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正在水利工地干活，父亲突然坐吉普车来到工地看望我。我当时皮肤晒得很黑，手上有冻疮，衣服脏兮兮的，干很重的体力活。父亲见到我时非常心疼，但是他没有流露他的心情。多年后父亲对我先生回忆起那一次见面仍然感慨良多。我和父亲最后见面是在1998年夏天，我带两个小孩回国探亲期间。那时父亲刚刚作了白内障手术，视力没有问题了。父亲在时隔八年之后又见到我和我女儿，并且还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我五岁的儿子，心情格外高兴。虽然语言不通（我儿子中文不好），但是父亲和我儿子很快成为好朋友。我发现在父亲的床头边挂着我们全家四口的合照，还有远在德国的二姐一家的合照。母亲后来告诉我先生，这是父亲的主意，老人家想每天起床就能见到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女儿及家人。我和小孩子们离开武汉那天，父亲送我到了楼下。当我们坐进小车的时候，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流下了泪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2000年元月27日晚，我们在加拿大家中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祝贺他老人家73岁生日（国内元月28日，农历腊月22）。小孩子们用英语在电话这头同声喊“爷爷，Happybirthday”。 我先生后来听我母亲讲，父亲那天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通话。五天之后父亲因为心脏病骤然去世。那是在2000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父亲那天吃完早餐后到院收发室拿了一封挂号信后，在院行政大楼外和两个熟悉的教授聊了几句话便突然倒地身故。两天之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武昌殡仪馆礼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是他仍然活在中国岩土界学人的心中。他的论文，他的著作是岩石力学界的宝贵财富。他写的书有的已经再版，有许多一直是全国高校教材。他培养的几十名弟子现在正在国内外为岩土工程做出巨大贡献。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于2012年庆祝建院60周年，院里将父亲选为十位已经去世和仍然健在的著名教授之一。父亲是我们的骄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的教侮，他作为我们的榜样，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作者系1982届农业水利工程系校友、原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馆员）

向星星，借一双慧眼，去看马蹄莲盛开去分辨每一帧花光水影是否如传说一样 花蕊之上，抓一把奔跑的风，摘一颗闲逛的太阳揉一揉，转化成电能，点亮一栋栋高楼一条条街道 接一池跳舞的雨水，百米高楼里旋转蹦跶再给机器人下个命令，去飞檐走壁刷洗幕墙 扔一根发丝样的光钎，给三百亿人在线通话不用鹦鹉学舌，五千种语言，用语联网云翻译 执一条传情的霓虹，点燃光谷蓝焰，焰火中生物燃料转化成热能，还蓝天一生一世，清澈无暇 牵一条黄金大道，串起芯屏网端，串起万众一心一颗颗皇冠上的明珠，是岁月之蚌的血和泪呀 摘一颗星星刻上名字，烽火，安放大国重器坐上蛟龙去潜水，去捉碳，去打破高精尖的壁垒 人们说，这光谷的大脑，总在发生头脑风暴总在孕育思想的结晶，让百家争鸣，啾啾，啾啾 任星星与星星们相撞，撞出一次创新的核爆炸天上星，水中星，地上星，疑是银河，疑是人间 有人问，是多少年诚意开出一朵生命之花能源之花链接了传统和现代，科学和艺术，敬畏和荣光 假如马蹄莲不是送给未来的礼物，还有什么能够跨越无尽的时空，拈花一笑，醉了世界 有人答，若没有大自然恩赐风雨阳光，马蹄莲哪能活色生香，若没有风雅之花，富贵之蕾，光谷哪还是光谷 若不是一颗星呼唤另一颗星，引来繁星满天那千里眼怎能打开未来之门，让梦，伸手可及 传说不假，传奇，三两句说不清，向青天深处叹一声谁曾想，昨天还是地图上被遗忘的两厘米，荒草满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