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通讯员王淑颖、沈仕雄）经济与管理学院郭熙保论文《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获得2020年第八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郭熙保也成为武汉大学继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谭崇台之后，第二个获此奖项的学者。此外，郭熙保著作《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变研究》获第五届刘诗白经济学奖。　　郭熙保是谭崇台先生的首届弟子，长期跟随其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后发追赶、中等收入转型、农业发展、贫困问题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获奖作品《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　　郭熙保在研究中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与周强合著）。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由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发起并组织评选，2006年首次评选，该奖面向海内外，每2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成果不超过6项。

　　本报讯（通讯员谢章斌）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主办的“2020中国新锐科技论坛”日前圆满闭幕，论坛上公布了2020年中国新锐科技人物评选结果，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史建平研究员荣获“2020中国新锐科技人物突出成就奖”。　　史建平201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在北京大学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2019年12月加入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担任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低维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和应用探索。近五年发表SCI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论文22篇，总引用2700余次，H因子为26。　　中国十大新锐科技人物评选的主旨是“植根学术土壤，托起未来之星”，旨在宣传中国一大批杰出的青年学者，展示其亮丽的科研成果，推动科研成果的普及与转化，激励学界同仁奋进前行。自2015年推出以来，活动取得巨大成功和热烈反响，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王徵）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立项名单近期公示，我校5部著作入选，同南开大学并列全国第一，获历史最好成绩。　　入选著作分别是哲学学院李维武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经济与管理学院李永友教授《纵向财政失衡形成机制、激励结构与平衡策略研究》、谭力文教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研究》，历史学院鲁西奇教授《掌邦之野：中国古代乡里制度》，文学院金宏宇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旨在打造国家级高端学术品牌，集中推出反映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前沿水平、体现相关领域最高水准的创新成果。

　　本报讯（记者吴江龙、刘铮）2020年12月16至17日，2021教育政务新媒体年会在海南大学召开。会上，武汉大学被教育部授予“网络拉歌最佳传播奖”和“教育战‘疫’最佳传播奖”，武汉大学等6家单位作了典型发言。　　年会公布了2020教育政务新媒体年度大数据和2020教育政务新媒体年度案例。在高校战“疫”传播影响力排行榜上，武汉大学位列第二；在高校微信传播力和短视频传播力排行榜上，武汉大学位列第一；在2020年获得最多10W+高校中，武汉大学并列第三；在高校微博传播力和高校教育号总体表现排行榜上，武汉大学位列第三位。融媒体作品《毕业典礼：一堂疫情背景下精心打造的“最美思政课”》被纳入“2020教育政务新媒体年度案例”。　　近年来，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创新融媒传播模式，构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的舆论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学校新闻舆论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专题研究抗击疫情宣传报道，加强新闻报道选题策划，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宣传报道战疫工作成效，生动讲述武大战疫故事，主动回应师生关切，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战疫中的导向和引领作用，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的舆论氛围。　　2019年，武汉大学融媒体中心被确定为首批教育系统融媒体建设试点单位。一年来，融媒体中心建设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始终坚持“育人为本”这一中心，以“四融一体”为理念启动硬件和软件建设，同时发力短视频平台建设，相继开通官方快手号、B站、微视等新兴媒体平台，目前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和人民号等5个平台的粉丝超过100万，影响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武汉大学融媒体中心2019至2020年度工作情况被教育部评为优秀。

　　本报讯（通讯员罗清华、彭赏）“中国科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建设项目”授牌仪式日前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武汉大学（中国）-旁遮普大学（巴基斯坦）红莲型杂交水稻联合研究中心”被授牌，我校国际交流部部长李晓述代表学校上台接牌。　　2020年8月，“武汉大学（中国）-旁遮普大学（巴基斯坦）红莲型杂交水稻联合研究中心”项目被纳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重点支持建设项目，成为我校承担的首个中国科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项目，并获得资助经费90万元。　　据悉，我校与旁遮普大学在红莲型杂交水稻领域的合作始于2018年。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朱仁山教授团队与旁遮普大学农学院相关团队间进行了多次互访和实地考察。2019年10月，我校副校长李斐教授率团访问旁遮普大学，与该校校长达成了共建“武汉大学（中国）-旁遮普大学（巴基斯坦）红莲型杂交水稻联合研究中心”的意向。2020年9月2日，联合研究中心正式启动建设。在巴基斯坦建立红莲型杂交水稻联合研究中心，与国内红莲型杂交水稻科研育种基地紧密合作，通过试验示范，大力推动红莲型杂交水稻在当地国的推广，实现“种子走出去、稻米引进来”的经营模式，深化与以巴基斯坦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形成一个粮食安全共同体，既可以保障当地粮食安全，为当地国增加出口创汇，又能缓解中国目前粮食的紧平衡，把发展中国家的饭碗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　　红莲型杂交水稻是武汉大学的原创成果，是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遗传育种专家朱英国教授及其团队经过40多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著名杂交水稻类型。截至2020年，全球红莲型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已超过2667万公顷。

　　丝竹雅韵悠悠琴音，珞珈山上国乐焕光彩。2020年12月19日晚，武汉大学迎2021民乐与楚剧新年音乐会举办，民乐与楚剧相映成趣，共迎新年。（曹海钢摄影 吴怡报道）

　　新年伊始，我校又一批新遴选硕士、博士生导师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步入新的旅程，实现又一次跨越。这是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的标志。值此之际，向所有年轻学者们表示祝贺。　　导师的工作既为年轻学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更高平台，也意味着教书育人更大的责任。如何做一个好导师显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难有统一答案。所谓法无定法，因人而异。但保持彼此交流，总结前人经验，无疑是避免走弯路的好办法。作为一个老教师，我愿以一孔之见与年轻朋友们共享作为研究生导师的一些体会与想法。　　首先，作为导师，言传身教至为重要。要立德树人，将学生导向正途，导师应首先注重自身的修养与示范。“己不正，焉能正人”。导师的思想境界和行为举止决定了一个研究团队的发展潜力和文化氛围。无论如何，不因利益而弄虚作假，不因困难而投机取巧，是做学问的底线，要严于律己，也要跟每一个学生讲清楚。保持学术领域的清洁是我们每一个导师的责任。否则，后患无穷。正因如此，我也主张年轻的导师不要当甩手掌柜，要坚持在科研的第一线，亲自动手，与学生一起攻关，示范胜于说教。既有利于引导学生，也有利于深入了解学生，从而及时发现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　　对年轻导师而言，最为迫切的是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深入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常见一些年轻学者忙于发文章，在不同的研究方向间频繁跳跃，缺乏对自己以及学生应该坚持的学术方向的认真讨论与定位。时间一长，后继乏力，弊端毕现。做文章毕竟不等于攻学术。精力旺盛者，能触类旁通，亦无不可，但若非在自己主要研究领域学有所长，所谓旁通不免流于浅显。学术一途重在长期坚持与积累，因而，学术方向与关注问题的慎重选择与思考至关重要。博士毕业或博后出站后的5-10年是年轻学者较为困惑的一段时间。成为硕导、博导，有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可喻之“成家”。“成家”之后必然要考虑“立业”。过去在导师指导下的学术积累五年左右时间用尽了，如何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成为能否“立业”的前提。较之考虑长远发展方向，尽快发文章似乎是目前年轻学者更为关注的事。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激烈竞争、签约合同、利益诱惑……凡此种种，确有干扰，但仍不能因小失大，可尝试以长计划结合短安排的策略，以过渡期的短安排应对考核，同时布局长远发展，为5年后的创新之路积极探索、奠定基础。　　第二，要做一个好的导师必须要有爱心，热爱教育事业，关爱青年学子。心存爱心，学会观察，学会从学生的角度理解与思考问题，从而保持有效、通畅地沟通，则师生矛盾少，计划执行效率高。现在的研究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独立性和抗压能力都有待培养，特别是对科学的兴趣需要引导。常听到年轻的导师们抱怨学生质量差，恨不得将一些学生马上辞退。但按照我们目前的统一招生体系，导师对决定学生去留的主动权很小。无论基础如何、资质如何、个性如何，一旦招进来，就必须全权负责他们3-5年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将他们培养为诚实做人、潜心学问或能服务社会的人才，其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为此，一些导师通过严格的作息制度、严厉的批评教育、频繁的考核检查来督促学生，提高效率，希望能将其快速推进到预定的发展轨道。但常常事与愿违，甚至压而不服，生出许多令彼此都苦恼的矛盾。其中缘由多半是关心、了解学生不够。仅从导师的一方思考问题，未能兼顾双方的思虑与需求，未能考虑此类学生率性多变的情绪型特点。据了解，多数研究生，尤其是新生，首先希望自己的导师能够平等、耐心地与自己沟通，其次希望在制定研究课题研究计划时能讲清楚自己工作可能的成果（担心论文水平）、面临的风险（担心能否按时毕业）、做到什么地步（担心科研积累与毕业后的发展）等等。其实，做到这些并不难。如果我们事先多了解，及时化解学生的疑虑，使其化被动加班为主动进取，效果自然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认真了解学生的个性、基础、兴趣，安排课题可充分发挥其长处，调动其积极性，也是提高效率，减少阻力的有效措施。　　第三，对于新遴选导师，如何组建自己的团队非常关键。要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研究团队文化氛围的建设。从第一届学生抓起，引导学生开阔眼界、志存高远、努力拼搏。通过老生带新生，形成团队的习惯与特色，并在传承中不断丰富。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师兄师姐的现身说法、窃窃私语比导师的苦口婆心有用得多。一个自私而满身不良习惯的老生可能会带坏几届学生，使导师的培养计划无法奏效。而在一个团队里，如果注意及时纠正不良现象，弘扬正气，发现并鼓励好学生，让他们发挥更多的榜样与引导作用，安排有能力的好学生参与管理，参与指导低年级学生，不仅会保持团队的良好氛围、提高各项工作的效率、增强团队的自运行能力，而且使得导师从琐事中腾出手来，有更多的时间精研学术，提高自身修为，不断增强指导学生的能力。如此，时间愈久受益愈多。　　第四，要引导学生志存高远，导师必须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如何能站在学科前沿显然需要艰苦的努力。而如何让学生明白、相信导师的选题是学科前沿或重要科学问题，从而能调动其积极性并奋力一搏，可能是更加困难的一件事。对导师和学生提高认识都有帮助的可行措施就是注重加强学术交流。向本领域的大家请教、与著名学者讨论问题是提高自己的有效途径。年轻学者应抽出一点时间，走出校门，参加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及时了解同行的工作，也让同行了解自己，将自己置身于学术群体中，而不是孤立于群体之外。踽踽独行者开展现代科学研究的难度要大得多。通过参与学术活动，听高水平报告也可快速的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让他们自己评估、认识自己课题的意义和水准，激发自主研究的兴趣与动力，这比导师的说教有效得多。　　刚刚组建团队开展独立学术研究的年轻导师们，以及启动经费用完了的引进人才，如何成功申请到科研经费，以便支持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是一个巨大挑战。我在帮助年轻学者修改申请书的过程中，常常发现一些老师直待申请指南公布了，或学校开始动员了，才加班加点考虑题目、赶写材料。一旦落选，对评审意见又非常反感，甚至怒不可遏。实际上，任何一个要申请的科研项目至少要经过两到三年的准备才能考虑清楚目标、内容、难点等。同时，也才能有计划地打好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基础。这样，在实际申请时也才能透彻阐述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可能的成果，令人信服并给予支持。对于评审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外行的评论也要仔细思考，作有针对性的改进，如加强通俗性，让大同行看懂；增补细节解说，让小同行体会到严谨。通常，在安排人力资源时，要考虑未来五年渐次上马的项目，有节奏地分别奠定基础。考虑到探索性的项目常常事与愿违，还要有备用计划以策可行性。　　最后，对工作，对学生，要有耐心。我们是人梯，不是指路明灯，不要期望值过高。我们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将所有学生培养成一流人才，我们能做的是将他们扶上马，走正道。能看到他们热爱科学，乐在其中，有所进步，作为导师足以快慰平生。（作者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