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与珞珈诗派 一所大学能拥有一座山，已属罕见；而这座山在莘莘学子心目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当代中国也是少有；并且，这座山还被誉为诗意盎然的现代诗山，就堪称是唯一的了。在这里，我说的就是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是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著名企业家陈东升在校友会上的发言。他说：“珞珈山是我心中的圣山，武汉大学是我心中的圣殿，我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和使者。”把母校如此神圣化，让人震撼，也让人感动，更充分说明了珞珈山的魅力。 关于珞珈山，我概括了这样一句话：珞珈山是“诗意的发源地，诗情的发生地，诗人的出生地”。在这里，我想对此略加阐释。 第一， 关于“诗意的发源地”。关于诗歌的定义，有这么一个说法一直深得我心：诗歌是自由的美的象征。而美学界早就有过这样的论述：美是自由的象征。在武汉大学，很早就有过关于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特点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第一就是自由。即开放的讨论，自由的风气，积极进取的精神。早在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就被认为是中国高校改革的试验区，学分制、转学制、双学位制、作家班制、插班生制等制度改革影响至今。关于自由的概念争议很大，但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人所取得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其自由创造的结果。 第二， 关于“诗情的发生地”。武汉大学校园风景之美中国公认，世界罕见。这样的地方，会勾起人们对大自然天然的热爱，对美的热爱，这是一种天生的诗歌的情感。而在这样美好的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人，比一般人就敏感，也更随性随意，这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樱园、桂园、桃园、梅园、枫园，校园里每个地方每个季节都触发人的情感，诗歌就是“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因此，珞珈山是“诗情的发生地”。 第三， 关于“诗人的出生地”。意思是在珞珈山，因为环境的自由，风景的美丽，很容易成为一位诗人，而成为诗人后，必定会有某种自觉性。自觉地，然后是努力地去成为更纯粹的诗人，以诗人的方式创造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珞珈山出来的人都会成为诗人，而是说受过珞珈山的百年学府文化影响和湖光山色陶冶的学子，都会有一颗纯净的诗心，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会有一种蓬勃的诗兴，充满激情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陈东升说，珞珈山出来的人，天性气质“质朴而浪漫”，这就是一种诗性气质。 说到珞珈山的诗人，几乎都有单纯而质朴的直觉。王家新算得上珞珈山诗人中的大“诗兄”，他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又参与过第一本全国性大学生刊物《这一代》的创办。《这一代》是由王家新、高伐林与北京大学陈建功、黄子平，吉林大学徐敬亚、王小妮，湖南师大韩少功，中山大学苏炜等发起的，曾经轰动一时。后来王家新因出名较早，经常被划入“朦胧诗派”，他的写作、翻译影响了好几个时代，他写的诗保持着纯粹的初始感觉，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他的《黎明时分的诗》，诗中的兔子是珞珈山上的，其实就是诗人本身，保持着对生活、对美和大自然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源于还没被世俗污染的初心，也就是“童心”和“赤子之心”，只有这样纯粹的心灵，才会有细腻细致的感觉，感觉到和发现大自然的种种美妙。 无独有偶，比王家新年轻十来岁的邱华栋也写过一只小动物松鼠。邱华栋的诗歌不同于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庞杂，包罗万象，广度深度兼具，有一种粗犷的豪放的躁动风格。而他的诗歌，是散发着微妙和细腻的气息的，本质是安静的，是回到寂静的深处，构建一个纯粹之境，然后由这纯粹之境出发，用心细致体会大自然和人生的真谛。很多诗句，可以说是华栋用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身体感觉提炼而成的精华。比如他有一首题为《京东偏北，空港城，一只松鼠》的诗歌，特别有代表性，堪称这类风格的典范。 热闹非凡的繁华都市，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空港，已是文坛一腕的邱华栋，心底却在关心着一只不起眼的松鼠的命运，它偶尔现身于幼小的人工林中的草坪上，就被邱华栋一眼发现了。邱华栋由此开始牵挂其命运，到处是水泥工地，到处是人流杂沓，一只松鼠，该如何生存？邱华栋甚至联想到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在命运的巨兽爪下，如何安身立命？这一似乎微小的问题，既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追问，其实也是一个世纪的“天问”。文学和诗歌，不管外表如何光鲜亮丽，本质上仍是个人性的。在时代的大潮中，诗歌可能经常被边缘化，无处安身，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只小松鼠，弱小得无能为力，但有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并且这小生命有时会焕发巨大的能量。这只松鼠，何尝不也是诗人的一种写照？ 一只兔子，一只松鼠，这两只小动物，其实可以看成珞珈山诗人在不同场景中的一个隐喻。前一个是置身自然，对美的敏感；后一个是身处都市，对生活和社会的敏感。这两只小动物，其实就是诗人自身的形象显现。 其他珞珈山的诗人也多有这一特点，比如这套诗丛里的汪剑钊、车延高、邱华栋、黄斌、阎志、远洋、张宗子、洪烛、李浔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美、生活和社会的敏感点，可见地域或背景对诗人的影响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凡在青山绿水间成长的诗人，总是有一种明晰性，就像一株草、一朵花或一棵树，抑或晨曦的第一缕光、凌晨的第一声鸟鸣或天空飘过的一朵白云，总是清晰地呈现出来，不像那种雾霾都市昏暗书斋的诗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发泄和表达些什么，总是晦暗和艰涩的。 当然，珞珈诗人的特点不限于敏感，虽然敏感是诗人的第一要素。他们还有着很多的其他的特点：自由，开放，具有理想的情怀、浪漫的色彩和包容的气度，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切，也是珞珈山赋予他们的。自由，是珞珈山的诗意传统和无比开阔的空间，给了珞珈诗人在地理上、精神上和历史的天空翱翔的自由；开放包容，是武汉大学特有的居于中央贯通东西南北的地理位置，让珞珈诗人有了大视野、大格局；珞珈山那么美，东湖那么大，更是珞珈诗人想象力的根基，也是珞珈诗人浪漫和诗情的来源，而最终，这些都会转化为一种大气象、大胸襟和创造力。所以，珞珈诗人的包容性都是比较强的，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没有拘谨地禁锢于某一类。所以，除了诗人，珞珈山还盛产美学家、诗歌评论家和翻译家，他们也都写诗。整座珞珈山，散发着一种诗歌气质和艺术气息。 总之，珞珈诗派的诗歌追求，在我看来，首先，是有着一种诗歌的自由精神，一种诗歌的敏锐灵性与飞扬的想象力；其次，是其开放性与包容性，能够融汇古今中外，不偏颇任何题材形式；最后，是对诗歌美学品质的坚持，始终保持一种美学高度，或者说“珞珈标准”，那就是既重情感又重思辨，既典雅精致又平实稳重，既朴素无华又立意高远。现实性与超越性融合，是一种感性、独特而又有扎实修辞风格的美学创造。（作者系1989级校友）

梁西：毕生耕耘国际法，足矣！（一）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留下的诗句，用于描绘梁西先生“宁静致远”的为人品格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或许是最合适不过了。 近日，45万字的新书《梁西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五讲》通过了审批。“我希望，今年农历8月前，这本书能成功出版，以此纪念自己95岁生日。”梁西说，在他过去发表的著作文章中，“有的内容还有点意思，虽然谈不上全是创新，但有些原创性的见解，我想集合起来，分享给大家。别人说，名字叫‘精选集’更好，我说不要不要，因为那样太狂妄了，还是就叫‘五讲’比较实在。” 自2014年鲐背之年开始，梁西已经“两耳不闻窗外事”，既不出山讲学，也不出门旅游，每天只是读读书、看看报。无论是客厅的沙发，还是卧室的床头，回个头、转个身都能看见书报，触手可及。 采访中，他随手从茶几上翻出一张《参考消息》，上有巴黎圣母院被烧毁的多则报道。在报纸的边缘，先生用红笔做了标记，“总想说点什么？！”透明文件袋里，还装着各式各样的剪报。尽管一生布衣、身在珞珈，但先生对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依然保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 【人物档案】 梁西，别名梁宋云，1924年生，湖南安化人。国际法学家，国际组织法学的奠基人。1953－1982年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起执教于武汉大学，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批准为国际法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顾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法律顾问等。我国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中最早的兼职律师之一，曾多次出席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市法院重大涉外案件的庭审。1955年5月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L.W.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一案，接受委托担任被告律师。此案在中美关系史上影响重大，举世瞩目。 主要学术著作有《国际法》《现代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法》等，主要译著有《联合国与裁军》《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新前景》《吉米·卡特》等。其有关国际组织的译作，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实用价值。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夫人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一周的对华访问。在这次会晤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一周，被外界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前，还是比较保密的，外面并不大清楚。基辛格打前战。”梁西先生回忆道。在得知尼克松有访华意愿时，外交部就委托北京大学法律系对一些可能会涉及到国际法的外文资料进行翻译与编辑。当时，北大法律系为尼克松访华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编译小组。时年56岁的北大法学副教授梁西，是七人编译小组的成员之一。 “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编译小组并没有解散。此次临阵磨枪，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联合国、国际组织、国际社会还缺乏全面了解。为了弥补不足，编译小组又承担了更多外文资料的编译工作。”梁西说，不计其数的文献，让他乐在其中。“我对联合国、国际组织方面的资料越翻越有兴趣。后来，有个同事说，梁西对联合国有兴趣，让他多搞点。而且他们都很信服我的译文，觉得梁西的英文比他们差，但翻译水平绝不比他们差。” 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告诉记者，梁西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国际组织法的开拓性研究，对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为后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字之差，险些与武大失之交臂 实际上，梁西之所以对国际法、国际组织如此痴迷，与他成长的那个动荡年代有着密切关系。 1924年，梁西出生在湖南安化县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长子，小名“容儿”。他自五岁入乡间私塾，习晓四书五经。六七岁时，村里来了一位着中山装的读书人，穿鞋袜走路，彬彬有礼，其上衣的四个口袋引发了容儿的好奇。 容儿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啊？”母亲黄菜英告诉他：“这是教书先生！”从此，读书当一位先生，成为容儿的梦想。可惜，3年私塾之后，因家境清寒，他不得不辍学，当起放牛娃。 梁西9岁那年，父亲梁让惇由于不识字，将一张卖牛的字据误认为是抵押字据，并在上面按下手印，牛贩子把牛牵走了……这件事激起了梁西继续求学的想法。 1936年，他瞒着家里只身前往10多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小学，找到校长，请求读书。校长说：“你姓梁，那就写篇《凉快》的作文给我看看。”他很快写了一篇短文，校长看后觉得不错，答应接收他上学，条件是“必须用功学习，把功课赶上来”。在邻居的鼓励下，父母也同意，咬紧牙关供孩子读书。 1940年，梁西考入湖南省立第五中学。中学时代，梁西显露出超强的思维能力，物理、几何成绩很好，同时还喜好文学。初二时，他小试牛刀，创作了一篇骂贪小说《蛙声》，并在当地期刊《楚风》上发表。受鲁迅《两地书》的启发，梁西还陆续创作了《两地蔷薇》《樊城风雨》《文明与野蛮》等多篇抗日小品文。 外孙女爽爽坦言，时至今日，抗日剧仍是外公梁西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没有之一。 中学期间，梁西遇到了后来的夫人刘文敏。“开始时，我找她约稿；后来，借约稿的机会，我就给她写信，她也回信。”梁西先生说起一生挚爱的夫人仙逝已三载，泪水涟涟。 1946年，凭借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梁西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按他的分数能挑选的大学很多，最终与武大结缘“纯属偶然”。 “和同学闲聊，有一个同学说，武大最好。我说，你知道武大？他说：‘武大在武汉，千湖之城，还有长江，多好啊！去了以后，有山有水，武大很美。’就是人家这么一个建议，我就不去考北大，也不去考湖南大学，就挑了武大。你说，这个事情有多偶然！”梁西对记者说。 之所以报考法律系，则是因为法律系免收学费，不会增加家庭负担。等待发榜的日子，梁西到湖北公安县当家庭教师，自食其力。当时的通信联络很不发达，一个多月后，他在一份迟到的报纸上看到了武大的录取名单，遗憾的是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与自己仅一字之差的“梁采云”。朋友们都劝他就此作罢，然而他却怀揣一份“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信念，仍决定亲赴武昌探个究竟。 武大体育馆门前的法国梧桐，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绿琉璃瓦屋顶，樱花大道旁高大的宿舍楼老斋舍，令梁西心驰神往。最后到了注册组，惊喜中证实“梁采云”就是“梁宋云”。几天来路途上的紧张与疲惫消失殆尽，他随即给父母亲写信报喜。 “感觉就像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那样幸福。”梁西掩口笑说。（原载《文汇报》2019年5月15日，待续）

黎明时分的诗 黎明 一只在海滩上静静伫立的小野兔 像是在沉思 听见有人来 还侧身向我打量了一下 然后一纵身 消失在身后的草甸中 那两只机敏的大耳朵 那闪电般的一跃 真对不起 看来它的一生 不只是忙于搬运食粮 它也有从黑暗的庄稼地里出来 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候 （“珞珈诗派”）

京东偏北，空港城，一只松鼠 朝露凝结于草坪，我散步 一只松鼠意外经过 这样的偶遇并不多见 在飞机的航道下，轰鸣是巨大的雨 甲虫都纷纷发疯 乌鸦逃窜，并且被飞机的阴影遮蔽 蚱蜢不再歌唱，蚂蚁在纷乱地逃窜 所以，一只松鼠的出现 顿时使我的眼睛发亮 我看见它快速地挠头，双眼机警 跳跃，或者突然在半空停止 显现了一种突出的活力 而大地上到处都是人 这使我担心，哪里使它可以安身？ 沥青已经代替了泥土，我们也代替了它们 而人工林那么幼小，还没有确定的树荫 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和它的命运 谁更好些？谁更该怜悯谁？ （“珞珈诗派”）

体系 人总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体系之中。每一种体系，都有其自洽和闭环的逻辑。 （“说说画画”）